司马迁:站在传主背后呐喊的人


 


司马迁:站在传主背后呐喊的人


——<史记>选读》教学拾遗


 


苏教版《<史记>选读》是选用频率最高的高中语文选修教材。沉浸在《史记》篇目的教学世界里,笔者心中总萦绕着这样一个问题:作品为什么这样写,而不那样写。因为早在上世纪二十年代鲁迅先生就评价《史记》是“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既然《史记》可比《离骚》,当然就不得不探究其作品的章法意义和文本意义了。先剖析以下几个问题。


《管仲列传》:为什么仅写管鲍友情和任政相齐两部分?


《管仲列传》很简短,创作目的是“既见其著书,欲观其行事,故次其传。至其书,世多有之,是以不论,论其轶事”。可令人费解的是,传记只写了管仲的两件轶事:管鲍友情和任政相齐。这两件风马牛不相及的轶事何以能组成一篇文章?通过“轶事”能“观其行事”吗?并且司马迁的目的仅仅在于“观”吗?


仅从管仲角度看,上述问题的确难以解答。倘从司马迁角度考察,倒可见一斑。


司马迁是为李陵投降匈奴一事辩解而遭宫刑。从相关史料看,司马迁和李陵谈不上深交,“素非相善也,趣(取)舍异路,未尝衔杯酒、接敫勤之欢”(《报任安书》),司马迁似乎没有必要竭力替李陵辩解,但他还是申辩了。司马迁是性情中人,重情率性,即便对于李陵这样与自己没有瓜葛的人也肯在其危难之时挺身相救。在他眼中,人情触手可及。然而,在司马迁遭难时,汉武帝全然没了往日的仁厚,同僚们也一个个噤若寒蝉,唯皇帝神气是瞻。寻常的人情在这一刻顿时销声匿迹,司马迁何等寂寞无助。


当“管鲍友情”出现在司马迁笔下时,司马迁尝到了久违的友情的温暖。试想,倘若管仲的世界里缺失了鲍叔牙的友情,没人在经济上资助,政治上引荐,其立世成名何其困难。无怪乎管仲感慨:“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鲍子也”。在司马迁看来,友情是铸就管仲辉煌事业的重要因素之一。


再看“任政相齐”,传记列举了管仲的施政主张和举措,却语焉不详,远不能撑起管仲作为一代贤相的高大形象。司马迁如此处理材料也是别有匠心。从管仲对内主张上看,通货积财,与俗同好恶,从而“下令如流水之原”,管仲在齐国施政一帆风顺,随心所欲。管仲何等幸运!从管仲对外主张看,因祸为福,转败为功。文中所及的“祸”“败”均来自于齐桓公,管仲因势利导,弥补了齐桓公错误施政的消极影响,并因势为其建立了新功勋。其中难能可贵的是齐桓公的大度:毕竟他的“短”暴露了出来,而且还被管仲纠正了,他竟然就默许了。管仲又何等幸运!


真是管仲幸运吗?管仲的身后,站立着一群可爱可敬的人民,更站立着一个英明的帝王。虽然汉武帝和齐桓公都是旷世圣君,但在应对李陵事件上,汉武帝还是显得急躁、自私、意气用事。司马迁为李陵开脱辩护,无异于说汉武帝宠信的李夫人的哥哥贰师将军李广利没有尽到主帅的责任而导致了战争的失利。汉武帝认为自己的威势遭到了挑战,甚至会认为司马迁在讽刺他劳师远征、好大喜功的痼疾,于是下令将司马迁打入大牢施以宫刑。可悲的是,当时的人们对司马迁没有丝毫的同情。平心而论,司马迁为李陵辩护不管对错与否,都罪不至死(汉制,宫刑是死刑的替代)。司马迁的遭遇缘于汉武帝的小肚鸡肠。倘若汉武帝也有齐桓公的器量,司马迁的命运就改写了,尽管这对于《史记》的创作不是什么好事。


司马迁创作《管仲列传》时,心情是何等复杂。他将自己在现实生活中对真朋友、好上司的期盼在《管仲列传》里委婉地表露出来。如此再看《管仲列传》的结构就顺理而成章了。结尾处“故上下能相亲也”的感慨就有基础了。


《屈原列传》:为什么对楚国败亡史浓墨重彩?


《屈原列传》中至少有近三分之一的篇幅没有正面写屈原,而是写屈原被疏远和流放后,秦楚两国的争斗以及楚国的败落灭亡史。教材用了5段文字对此作详尽的交代:从屈原被“绌”到“疏”到“放流”到“迁”,楚国由外交上被骗到军事上失利再到怀王被囚身亡。文章叙述不厌其详,如此浓墨重彩的意义何在?


师生的共识是司马迁用了反证凸显法:在没有屈原的日子里,楚国步步败退,举步维艰;倘若楚王重用屈原,历史就将改写了。


这种理解当然很朴素。从历史的角度看,秦灭诸侯列国完成国家统一是历史的必然,楚国的灭亡也是注定的,历史的车轮决不会因为屈原的存在而改变轨迹。这一点,作为深谙历史走向规律的太史公不可能不懂。但司马迁还是要将楚国的历史和屈原紧紧联系起来,这就可见其“用心”了。


一代圣君汉武帝晚年穷兵黩武,好神仙方士,大造宫室,致使民力枯竭,天下板荡。征和元年(公元前92年)的巫蛊之祸使皇后和太子冤死,株连甚广。当汉武帝幡然悔悟,察知太子无辜后乃建“思子宫”,自责悔过;后又当着群臣的面自责,“即位以来,所为狂悖,使天下愁苦,不可追悔。自今事有伤害百姓、糜费天下者,悉罢之”;随后还“下哀痛之诏”。历史上下“罪己诏”的君主并不多,自恃英武的汉武帝就是其中之一。


司马迁擅长用曲笔,首创互见法。互见法是将传主的“另一面”转移到与之相关的人物传记中表现,在忠实历史事实的基础上最大限度地回避现实矛盾。尽管《史记》下迄汉武帝太初四年(公元前101年),上述的历史事件不在叙述范围之内,然而,历史的一幕幕分明清晰地印在作为汉武帝近臣的太史公的脑海中。而要揭当今皇帝的短,风险太大了。司马迁借《屈原列传》中“不知忠臣之分,故内惑于郑袖,外欺于张仪”的楚怀王隐射汉武帝,写忠贞之人的落寞,写奸佞之徒的张狂,写当朝社会的江河日下。细细琢磨《屈贾列传》结尾,太史公曰:“余读《离骚》、《天问》、《招魂》、《哀郢》,悲其志”,“同死生,轻去就,又爽然自失矣”,他“自失”于屈原的悲剧、楚怀王的悲剧和自身所处时代的悲剧。


《夏本纪》:为什么对大禹治水轻描淡写?


大禹治水的故事深入人心,对此《夏本纪》并未大书特书,仅在课文第5节有所涉及,且对治水的整体规划、施行步骤、策略方法等一字未提。倒是文中一些与治水无关的句子耐人寻味:


居外十三年,过家门不敢入”、命诸侯百姓兴人徒以傅土”、“令益予众庶稻可种卑湿。命后稷予众庶难得之食”、“食少,调有余相给,以均诸侯”、“相地宜所有以贡,及山川之便利。”


不写治水,司马迁究竟想写什么?


治水即治民。大禹治水不仅自我奉献,更重要的是利用榜样的激励示范作用。“不敢”是夏禹对自身使命的认识:治水未成,何敢懈怠,更不敢以此示民,削弱百姓的治水热情。夏禹治水不是单打独斗,而是真诚借助属下和百姓的力量。而借助的前提是民心所向,于是即便在治水过程中,夏禹也不忘解决百姓的饥荒困难,发展生产,改善民生,以此换取民心,赢得民力。治水同时,大禹还对地产民生作了详细准确的了解,明晓了百姓的需求,“调”“均”都显示了夏禹的政治魄力和才干。


叙事即探理。夏禹历时十三年治水成功,功勋卓著。治水成功的要诀是什么?文本看似客观的叙述中隐含了深刻的道理:人和是前提,德才是保证。夏禹治水是“群众”推荐,“组织”委派,得到了上下一致的认同;夏禹德才兼备,这是他治水成功的根本保证。为了彰显这一原因,司马迁不惜用夏禹之父鲧“为人负命毁族”来作反衬。太史公擅长在人物传记的叙事中蕴含人物、事件成败得失的深刻道理,让人读史明理。


夏禹形象即帝王标准形象。司马迁对于夏禹形象的塑造,倾注了全身心的热情,不但将其塑造成一个完人,更将其塑造成了一个标准的帝王形象。夏禹出身高贵,享有自上至下的一致赞誉,以至“声为律,身为度”,“为纲为纪”;在工作中能“薄衣食……卑宫室,致费于沟淢”,“左准绳,右规矩,载四时,以开九州”;在治水成功后,夏禹功成名就,名至实归,在为帝舜服丧三年后,却主动“辞辟舜之子商均于阳城”,其心何等高贵无私。夏禹的功和德都是后世历代帝王的楷模。


作为《史记》开篇的帝王传记,《夏本纪》及夏禹显然都具有典范意义,是其后本纪及后世帝王的范例。太史公的人生际遇恰与一代“圣君”汉武帝紧紧联系在一起。太史公难以用言语来表达自己对这位“圣君”的褒贬,只得将自己对帝王的理想寄托给《史记》中的帝王,让读者从他们的为人行事上参照领悟。笔者认为,是司马迁让夏禹直接走到历史前台用言行作自我表现的理想君主,这也是史家笔法的体现。


 


读优秀的作品,要知其然知其所以然,要揣摩为何这样写而不那样写,更要站在作者的灵魂深处体会其创作的真实意图。文学本就是以语言文字为工具形象化地反映客观现实,表现作家心灵世界的艺术。司马迁绝非一般的文献收集、整理、考证者,更不会用冷漠的态度从外部客观地考察历史。他是带着自身深切的痛苦去理解笔下人物的奋斗和成败,所以笔端常饱含着悲愤之情。他在叙事中敢写事实,“显暴君过”,与屈原相似;其“肆于心而为文”,也和《离骚》一致。所不同的是,《离骚》是直抒胸臆,《史记》则寄情于笔下人物。《史记》近于《离骚》的悲愤,主要是司马迁的感愤同屈原一致,甚至可以说,因为司马迁生于汉季,比屈原看到了人世间更多的不公不平,所感愤者比屈原还要深广,不免时时借传主之口呐喊几声。


 


 


 


                                   本文发表在《语文知识》2015年第3期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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